論馬克思的勞動概念與政治哲學

　　亞里士多德把人定義為政治的動物,奠定了西方傳統政治價值觀的基礎。阿倫特指出,馬克思關于人的定義顛覆了這一傳統的政治價值觀,。

　　阿倫特的獨特解讀具有重要理論意義,但她把異化勞動當作馬克思勞動概念的全部內涵,終究未能準確揭示馬克思顛覆傳統的重大意義。

　　人的實踐活動及其政治意義,是自柏拉圖和亞里士多德以來西方政治哲學研究的中心課題之一,也是馬克思和阿倫特一同關注的重要課題。阿倫特指出,馬克思著作的意義,既不在于其經濟理論,也不在于有關革命的論述,而在于他熱衷“這個時代給近代人帶來的新的主要問題,那就是勞動問題與歷史問題”。她認為,西方政治思想傳統明確發端于柏拉圖與亞里士多德,而且明確終結于卡爾馬克思。馬克思的貢獻在于,他不僅顛覆了黑格爾,而且顛覆了哲學與政治、思想與行動、沉思與勞作的傳統等級序位。筆者曾撰文探討了阿倫特揭示馬克思對哲學與政治等級序列的顛倒在西方政治思想史上的重大意義。考慮到思維與行動、沉思與勞作的等級序位在西方政治理論中同樣具有基礎性地位,我們不得不繼續追問:在古典政治哲學中人的實踐活動有著怎樣的序位排列?這一排列有何意義?馬克思在何種意義上顛覆了這一傳統等級秩序?阿倫特是否準確揭示了馬克思顛覆傳統的重要意義?

　　眾所周知,在《尼各馬可倫理學》中,亞里士多德將人類活動區分為沉思活動(bios theoretikos)、政治活動(bios politikos)和生產活動(bios poiesis)。沉思活動,即哲學家從事的把握事物的原因和原理、求知普遍性和必然性的理論活動,這種活動的意義在于超越人的有限存在而契合于神性,其對應的理智能力是智慧(sophia);政治活動,包括行動(praxis)和言說(lexis),是城邦公民投身于公共事務的活動,對應的理智能力是實踐智慧(phronesis);生產活動,包括工匠、藝人制造罐子或椅子等有形物體的制作活動,對應的理智能力是技藝(techne)。在這里,亞里士多德沒有涉及到勞動這一人類基本的實踐活動。

　　勞動的最初含義是辛勞和痛苦。在所有歐洲語言中,“勞動”一詞(在拉丁語的英語中是labor,希臘語是ponos,法語是travail,德語是ArbEit)都含有痛苦和費力的意義,而且還被用于表達分娩之痛,與“貧困”和“身體畸形”有著相同的詞根和詞源。自哲學發軔以來勞動就遭到蔑視,認為沒有必要去理解、解釋那些不中用的人所從事的營生活動。“人類生活方式中與動物方式共同的部分不能被認為是人類的生活方式”,從事勞動的人也就無法擺脫動物的特性,因而在亞里士多德看來,從事勞動的奴隸就不配具有人的稱謂。阿倫特指出:“他否認的不是奴隸具有的人的能力,而是認為只要是為生活必需品而工作的人就不配用‘人’這一字眼。……animal laboran(動物化勞動者)其實是動物的一種,至多不過是最高級的動物而已。

　　亞里士多德把人定義為政治動物(dzoon politikon),從而奠定了西方傳統政治價值觀的基礎。同時,他還把人稱作“能說會道(理性)的動物”,即把人定義為一種由于懂得相互對話而導致共同生存的動物。人是政治的動物與人是能說會道的動物,二者相輔相成,意味著真正的人性。這種真正的人性是隨著城邦公民的出現而開始表現出來的。公民要想獲得自由必須擺脫勞動的束縛,但是公民也需要擁有生活必需品才能夠生存,所以只有通過控制他人、占有他人的勞動才能實現自由。在古希臘人看來,獲得必需品的勞動屬于私人領域,這是一種前政治的現象,也是私有家庭組織的特征,在這個領域中,暴力和強制是正當的。

　　真正的自由只存在于政治領域(公共領域),在這個領域,公民是以政治實踐(包括行動和言說)的方式來體現自己的,體現人與人之間的公共性,超越受奴役的狀態。所以在古希臘,有些人寧愿一無所有,過著比奴隸和工匠還要困苦的生活,也要做一個自由人。就此可以說,雖然勞動是人類為了滿足生命過程的需要而必須進行的,但是在古希臘人的眼中卻處于人類活動中的最低位置,因而采取奴隸制,迫使奴隸承擔主要的勞動,這是為“人”(政治動物)從事更高級的也就是更具有人性的活動創造條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