曲阜品旅游文化散文

　　外省公差之余有游覽活動安排，行至山東濟寧，已是筋疲力盡。興致倦怠之際，還真是印證了唐代詩人王維所言：“行至水窮處，坐看云起時”。在素有“東方耶路撒冷”美譽的曲阜，通過近距離地感受儒家思想，特別是對孔子就旅游文化的精辟論斷，筆者有了深層次的理性認識。

　　本來，在筆者的家鄉也有名冠巴蜀乃至西部地區的德陽孔廟（文廟），只是與孔子的故里曲阜相比，少了孔府、孔林，且在整體規模上遜色許多。盡管如此，徜徉在熟悉的萬仞宮墻、欞星門、泮池、大成殿……印象卻并不陌生。同樣，對儒家思想的博大精深雖不敢妄言，但在孔子故里之外亦能感受。倒是其對旅游文化的詮釋，讓舟車勞頓的筆者為之一振。

　　關于“旅游文化”的概念，目前，世界旅游學界廣泛接受的提法是：“非定居者旅行和暫時居留時而引起的一種現象關系及其總和。”這是1942年瑞士的漢澤克爾和拉普夫兩位教授提出的，簡稱“艾斯特”。表述似乎晦澀了些。而早在幾千年前的中國，《周禮正義》典籍就簡明扼要的八個字：“觀乎人文以化天下”，卻閃爍著以人為本的光輝，并側重于儒家倡仁智以興教化的深刻寓意。至于如何在旅游文化活動中以人為本、倡仁智以興教化？在孔子的故里曲阜，都能夠探尋到圓滿的答案。

　　在論語碑苑，映入眼簾的第一句話就是“有朋自遠方來，不亦樂乎”，對旅者的情感交融溢于言表，充分體現了孔子思想所富有的人性色彩。這也是近期通過網絡廣泛征集的《論語》錦句中，作為2008年北京奧運會迎賓語的首選，足見國人的認同程度。作為儒家學派的創始人，孔子倡導的是一種積極入世的思想，即便是在“游”的問題上，也總是與人的正面精神活動聯系起來。在孔子精華苑展示的，其刪注《易經》的四百多個條目中，就有二百多個條目涉及“游”字，且貫穿著“游必有方”的理念。何以為“方”呢？孔子未作詳解，而在其別的論述中加以旁證，最為經典的當是“智者樂水，仁者樂山”的論述，視流水能賦人以靈性與智慧，山岳能賦人以寬厚與仁慈，有一種比況、象征的意義。孔子曾面對滔滔而去的流水，感慨道：“逝者如斯夫，不舍晝夜。”（《論語·子罕》）孟子也曾言：孔子“登東山而小魯，登泰山而小天下。”（《孟子·盡心》）這兩個例子都說明了以孔子為代表的儒家，將登山臨水的活動與處世為人的感悟加以融會，并從而體味其中的深意。

　　所謂外觀于物、內省于心，這便是儒家的“比德觀”。縱觀古今，儒家的“比德觀”是立足于孔子的經世致用主張基礎上，以人格品德、社會公德來衡量自然界的山岳河流，來揭示自然美感的社會屬性，賦予自然以人類社會的倫理道德內容，進而引導人們在旅游時對價值觀的思考。孔子及其傳人，常將行而不悖的自然與和諧統一的社會并肩，希望在雄奇瑰麗的名山大川中尋求人類社會的倫理道德精神，體現著儒家學派“天地萬物，上下同流，各得其所”（朱熹語）的理想境界。而這種境界，早已超越了旅游活動的本身，不僅僅是簡單地對自然回歸與社會順應，其深邃的文化意蘊是不言而喻的。

　　孔子十四年周游列國的經歷，使我輩深切領會了“行萬里路”的真諦。筆者平日得閑也喜愛旅游，然自認與佛之釋游、道之仙游無緣，與魏晉時代崇尚清談、漠視俗務的玄學思想和適意自然、鐘情山水的玄游無份，與酈道元、徐霞客等涉險之游更是心有余而力不足。倒是對唐宋人士的漫游和壯游頗為欣賞，那種注重理趣的漫游交友和壯游抒懷是儒家“比德觀”的集大成者。在感慨自然永恒無窮，心曠神怡、物我兩忘的同時，增添胸中的溝壑塊壘，啟迪人生道路、生活際遇的哲理思索，既不矯飾虛情，也不悲觀厭世，是何其曠達灑脫和令人神往。

　　“人世有代謝，往來成古今；江山留勝跡，我輩復登臨。”唐代詩人孟浩然《與諸子登峴首》的這幾句詩，膾炙人口、千載不絕。“勝跡”何指？詩中雖然所言甚明，但是，在筆者看來，真正的勝跡應該飽涵著一種深邃。的文化意蘊才是。

　　因緊張的行程安排所囿，最終還是與僅距數日就要舉行的年度祭孔大典擦身而過。沒能親眼目睹啟戶儀式、千人吟誦《論語》、樂舞告祭《天下大同》等盛況，確是一大憾事。盡管如此，此番仍然不虛躬行，筆者不僅切身體驗到旅游的妙趣，繼而經受了一種精神的游歷和靈魂的洗禮，并使心境在冥想中得到升華。

　　有感而發粗淺所思，但愿未曲解“至圣先師”深義，伏維尚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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