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藝術思維史》讀后感

　　我一直以為，思維與思想是兩個層次的問題，思維是一種更具深度的文化。某種意義上可以說，思維是決定思想的。因此就中華民族的藝術及其歷史而言，其藝術思維方式究竟是什么，以及自古以來，中國人到底如何進行藝術思維，就成為一個十分重要而煩難的學術課題，它關系到如何準確地把握中華藝術思維歷史的人文素質、品格與規律問題。正因藝術思維史研究的難度較大，造成多少年來這一領域少有人問津的局面。而今讀到金丹元近著《中國藝術思維史》(上海文化出版社2005年2月版)，很為他的學術勇氣與探索精神所感動。

　　該書“后記”指出，“藝術思維既不是一般思維，更不是單純的哲學、美學、藝術學，卻又與一般思維、科學思維、哲學、美學、藝術學都有聯系。那么，如何聯系？怎樣才能將散見于中國古典美學、古代藝術作品中有關藝術思維的因素加以提煉，并使之歸屬思維范疇？”拜讀全書，我以為該書所取得的成果，都是關系到作者自己所提出的這些問題的。困難在于，怎樣在人類學視野中見出中華傳統藝術思維的民族特異性與人類共同性；如何在研究策略上，既將藝術思維與思想分開，又是不可避免地或者從藝術思想進入來揭示藝術思維的品格與規律，或者直接論證其藝術思維方式及其人文、歷史過程以證明藝術思維史的“文法”實質及其規律。

　　作者在這部著作中，做出了自己的探索。比如關于“原始思維”，世界上每一民族的文化、藝術，都曾經經歷過一個原始思維的歷史與人文階段，因此原始思維毫無疑問是一個文化人類學問題。然而，中華民族關于文化、藝術的原始思維，卻更多地與原始巫術文化而不是原始神話、原始圖騰相聯系。同樣的“天人合一”，從智慧角度考慮，是意大利學者維柯《新科學》所說的“詩性智慧”；從智慧角度分析，又是法國學者列維·布留爾所說的“原邏輯思維”。兩者的區別，僅僅是中華民族自古具有的生命狀態內部的區別，而這正如《周易》所言，天人“合”一于“生”。“生生之謂易”，“天地之大德曰生”，生乃易理之根本，其實也是巫之根本。所謂“趨吉避兇”，難道不是為了更好地“生”嗎？生是巫，也是詩的主題。巫的感應、移情，是后之審美文化的根因；而所謂藝術思維，其原始方式，實際即文化思維。因為原始意義的藝術，是廣義的，指包含一定審美因素的文化。《中國藝術思維史》論證其“思維”的人文“氣質”，從“巫”、“天人合一”進入，這種學術理念與論思方式當是可取的。從“巫”談藝術思維之“和”與“類比”、“現象”、“味象”等等，也是有理有據的。

　　然而，任何歷史的研究與撰寫，其實都不能追溯歷史之最早的源頭，這正是人之存在與學術的尷尬與痛苦。從“農耕文化”與“巫”開始研究中華藝術思維的起因，應是學術研究之正途。然而，中華藝術思維的“第一因”，又不是“農耕文化”與“巫”，因為在此之前，還有漫長的為我們所難以把握的關于“藝術思維”的“前史”。盡管如此，《中國藝術思維史》一書對中國藝術思維的緣起、發展、流變，還是做了一次可貴的學術梳理與探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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