淺談股市投資的新常態(tài)范文

　　半年前，各國央行行長聚在一起，討論為什么市場的波動性這么低，他們認為這與市場參與者的風險偏好有關。但是，情況突然發(fā)生了變化。我覺得大概有三方面原因。

　　首先這跟國際環(huán)境有關，尤其是地緣政治情況，人們不知道這些地緣事件會如何發(fā)展;

　　第二，此次金融市場和大宗商品市場確實出現了波動，未來幾個月這種波動性將如何發(fā)展，仍然是個疑問;

　　第三，隨著量化寬松的退出，全球是否會出現一些異常的資本流動。我們仍然記得在2013年的夏天，新興市場出現了一些異常的資本流出。新興市場國家金融市場的參與者都比較關注這些不確定因素。這可能是波動性的一個來源。

　　我想對這兩個概念做個區(qū)分：政府或央行干預，與逆周期貨幣政策調控。如果央行看到經濟增長和就業(yè)創(chuàng)造出現周期性變化，毫無疑問會進行逆周期的政策回應――做出政策調整。這并不意味著央行是有意的干預。

　　不過，我們也知道，一些央行行長相信逆周期政策調控，而另一些央行行長則不太信――他們可能有不同的政策框架。

　　即使央行采取逆周期的政策調控，也并不一定能將通脹率控制在2%的目標上下――仍然會是不確定的，因為經濟體可能還存在其他問題，比如結構性問題、勞動力市場的問題、增速太低等。

　　所以我同意歐洲央行行長德拉吉和日本央行行長黑田東彥的說法，貨幣政策或許可以給其他結構性政策的出臺、執(zhí)行及見效創(chuàng)造空間和時間。從這個角度來說，貨幣政策并非萬能藥――一定能幫助實現人們期望它實現的目標。不過我認為，這類央行政策的調整不管怎么說還是有用的。

　　總體來說，中國仍然保持著較高的增速，去年增速達到7.4%。但是我們也經歷了一些周期性波動。典型的是居民住房市場。中國很大，城市很多，各個城市的房市表現可能會不盡相同，有些地方供給過剩，有些城市需求過高。但是總體上我們看到的是一個周期性的調整。對央行而言，我們大體上保持了貨幣政策的穩(wěn)定，因為這并不是一個全國范圍內都較為嚴重的問題。

　　對于資產市場，我覺得國際大宗商品市場可能會對國內市場造成影響。市場參與者可能很緊張地密切關注著中國石油企業(yè)，以及與大宗商品相關的中國企業(yè)，如鋼廠。我認為市場參與者的普遍感覺是：他們對不確定性有些害怕，有些緊張，有時會反應過度，所以可能會放大市場波動性。但總體上，我覺得還是穩(wěn)定的。

　　一般來說，如果中國經濟的總體指標良好，央行很難去制定針對房地產市場的政策。但是，我們也有一些所謂的“宏觀審慎政策”工具，包括貸款價值比率，還包括一些棚戶區(qū)改造的特別政府項目。能做的事情并不多，但我們至少嘗試采取一些逆周期的政策、使用宏觀審慎工具。

　　中國央行試圖保持相對穩(wěn)定的貨幣供給――不向經濟體注入過多的流動性，但是經濟的狀況―有時由于國際金融市場的狀況―時有變化，所以中國金融市場的流動性狀況也時有變化。因此央行時而吸出流動性，時而注入流動性。毫無疑問，這會對資產市場―包括股市―產生影響。但是我認為股市參與者還是應該以關注上市公司的基本面為主。

　　2015年對于中國以及其他許多國家來說，較低的油價和大宗商品價格是一個積極因素，有利于達到相對更高的GDP增速，創(chuàng)造相對更多的就業(yè)。當然，我們希望國際市場的供需關系是可持續(xù)的。

　　金融市場的波動性則是完全不同的。外匯市場、股票市場、大宗商品以及期貨市場的波動性，在不同國家、不同行業(yè)，以及不同市場參與者面對的，都很不一樣。

　　中國是石油和天然氣的進口大國，因此石油和天然氣價格下降對維持增長率和創(chuàng)造就業(yè)等貨幣政策目標的實現是有好處的。

　　然而，中國正處在能源結構的改革轉換期，要求加大對非化石能源的投資，包括風能、太陽能、核能等。我們稍有擔心的是價格信號對新型能源發(fā)展可能產生的負面的激勵，從而令對非化石能源的投資速度放慢。所以，我們希望全球大宗商品價格在一個更合理、更可持續(xù)的水平上穩(wěn)定下來。否則，波動性就會釋放令人們困惑、矛盾的信號，進而造成這方面投資的波動性。

　　三月份即將召開的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將會討論GDP增速、通脹以及其他一些目標。央行有信心地認為，中國經濟仍然是非常穩(wěn)定的，還會保持較高的增速。同時，我們更加強調結構性改革�？傮w而言我仍然很樂觀。

　　不同國家的央行，對溝通的依賴程度是不同的。舉例來說，那些已經進入零下限的經濟體，已經沒有寬松的空間，或是降低利率，這時確實需要口頭的溝通，試圖借助所謂的“語言指引”。在這種情況下，跟市場的溝通是很重要的。

　　但是在其他的、貨幣政策仍屬正常的情況下，單純宣布政策調整和作進一步的政策解釋有時會是等價的。

　　央行對于政策措施或是逆周期政策調整的解釋，基本很有可能是和公眾的想法是一樣的，與重要經濟學家的意見是一樣的。這種情況下，中央銀行對于與市場溝通的依賴是與前一種情況有所區(qū)別的。

　　而且，當你對政策調整進行解釋，很可能會是很敏感的，會衍生很多的投機行為，可能會制造“事件”――尤其是如果提前溝通，就類似你提到的瑞士的情況。

　　中國也在使用“新常態(tài)”這個詞，當中國發(fā)現過去的發(fā)展模式變得越來越不可持續(xù)、環(huán)境變得不友好，人們意識到必須做出改變。如果中國經濟增速更慢，但更可持續(xù)，我認為這是一個好消息，這也是新常態(tài)的一個元素。另一方面，如果政府追求過快的增速，一定程度上會延遲結構改革。我認為現在越來越多人更關注改革，希望以更低的增長率換更大力度的結構性改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