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工調查報告
隨著社會不斷地進步,越來越多人會去使用報告,我們在寫報告的時候要注意邏輯的合理性。為了讓您不再為寫報告頭疼,以下是小編精心整理的民工調查報告,僅供參考,大家一起來看看吧。
民工調查報告1
調查時間:
調查地點:
調查對象:外來農民工
調查方法:問卷調查和個別訪談
調查目的:調查當前農民工需求情況,探討利用電大遠程開放開展社會服務的新途徑和新領域。
序言
農民工是我國改革開放和工業化、城鎮化進程中涌現的一支新型勞動大軍。他們戶籍仍在農村,主要從事非農產業,有的在農閑季節外出務工、亦工亦農,流動性強,有的長期在城市就業,已成為產業工人的重要組成部分。大量農民進城務工或在鄉鎮企業就業,對我國現代化建設作出了重大貢獻。結合本次調查活動,對當前農民工需求情況以及有針對性地對未能升學的初、高中畢業生、下崗轉崗人員進行學習需求的調查。
一、調查情況
1、農民工大多是通過勞動市場找到工作單位的,但也有相當一部分是通過親友、同鄉介紹工作的。統籌城鄉就業,促進農村勞動力持續向非農產業和城鎮轉移。目前,我國有3.4億勞動力主要從事農業生產,農村勞動力向非農產業和城鎮轉移仍將持續相當長時間。
2、從事的職業主要有建筑工人、工廠雇工、餐廳服務員、家政服務人員等。而且農民工從事的工作大多工作條件比較差、工作強度大。進城就業的農民工文化素質普遍較低,缺乏起碼的職業技能。在謀求某一職業時,絕大多數農民工根本拿不出相關的技能證書。在激烈的職業競爭中他們只能甘居下風,去從事一些城里人不愿干的簡單勞動。
3、調查發現,56.0%的農民工對自己的文化生活很不滿意,36.7%的農民工選擇用睡覺來打發閑暇時間,34.0%的人選擇逛街,13.1%的.人喝酒聊天。此外,免費的電視、廣播,花錢不多的報紙、網絡,占了農民工文化生活內容的很大比例。調查顯示,目前在汕頭的農民工受教育程度有逐步向高學歷發展的趨勢,中技中專學歷占32.4%,初中畢業占28.2%,高中畢業占20.1%,大專及以上學歷占了10.8%,小學及以下文化程度僅為8.1%。調查顯示,教育程度低的農民工對聊天、睡覺、看電視或聽收音機感興趣,受過高中以上教育的農民工更喜歡讀書看報、上網和運動,偶爾涉足歌舞廳。在20~29歲的受訪農民工中,有74.7%會在閑暇時間上網,19歲以下年齡段的上網比例達到了85.5%。
二、農民工學習需求情況分析
調查發現廣大農民工對學習需求呈現以下幾方面特點:
1、農民工渴望接受科學文化知識和職業技能培訓。接受調查者認為,致富的障礙是缺乏科學文化知識和職業技能。
2、農民工要求接受指向性較強的實用技術培訓。
3、培訓地點的多樣性和方法的靈活性。在接受培訓的地點上、方法上應靈活機動,以業余函授培訓為主,脫產為輔,以實地培訓為主,網絡為輔。培訓的時間1個月以內為宜。
4、農民工從事二、三產業的愿望增強。農民工自身及對子女的就業,選擇從事農業類的僅占8.6%,選擇較多的是從事第二產業和第三產業,傾向于二、三產業中的建筑、運輸、紡織、市場營銷、汽車駕駛與維修等專業。
三、建議與啟示
針對農民工的學習需求,成人教育和職業教育要深入思考,認真定位,加大改革力度,適應社會經濟發展。
1、調整優化教育培訓專業。根據農民工和企業發展的需要,結合傳統產業和優勢,圍繞建筑、運輸、紡織、化妝品等方面的品牌,加強機電、數控應用技術、化工、工業工程、鑄造、紡織、帶有專業性的市場營銷等專業的技能培訓和學歷教育,適應本地經濟發展需求,為本地培養人才。同時適應沿江開發的形勢,向外地輸送人才。要進一步加強省重點職業學校專業現代化建設,培植示范骨干專業,強化特色專業,使設置的培訓專業更貼近生產實際,職業學校的培訓功能得到進一步發揮。
2、加大教育培訓改革力度。農民工靠的是實用技術,企業需要的是技術熟練、又有專業知識的人員,成人教育和職業教育要根據“實際、實用、實效”的原則,加大教育培訓改革力度。要主動適應經濟社會發展需求和市場經濟規律,改革辦學機制,堅持培訓與學歷教育相結合。
3、加強教育培訓基地建設,改善辦學條件。加大投入,改善辦學條件,增添實驗實訓設備,增強學員的動手能力,提高操作技能,使受訓的學員真正具有一技之長,直接上崗,對口就業,變勞務輸出為技能輸出。
4、加強校企合作、校鎮合作。學校如何介入,要與企業共同商定。可與企業簽訂擇優錄用畢業生的。建立健全各鎮職業教育、成人教育培訓服務機構,及時向社會提供各種人才,進一步凸現職業教育、成人教育在農民工中的引領作用、幅射作用。
民工調查報告2
農民工城市邊緣人的角色注定了其問題的復雜性,作為具有復雜社會背景的特殊群體,數目龐大的農民工權利的實現程度和生活狀況的改善程度無疑對整個社會的和諧發展有著不容忽視的影響。
一、調查目的和調查概況
農民工群體是我國社會轉型過程中隨著城市化進程的加快而出現的特殊現象。在目前的學術界,我們對進城務工的農民在身份的界定上存在著二元性,即他們既有農民身份又有工人身份,有工人之實卻無工人之名。再加上戶籍的限制,農民工很多應有的權利并沒有真正得到落實,為了切實調查農民工實際的生存狀況和權利實現情況,2010年1月、2月、7月和8月,筆者利用寒暑假時間,組織學生在山東、河南、甘肅、陜西、山西、新疆等省、自治區進行了農民工生活和工作狀況的調研,調研采用了問卷調查的形式,由于選取的學生都有充分的條件接觸到農民工群體(如家人或親戚是農民工),所以,問卷的回收率和有效問卷所占的比例都很高,共發放問卷350份,有效回收329份,有效回收率為94%。這一調查雖不足以反映我國農民工的整體狀況,但整個調研完全是一種純民間的行為,且學生們的參與熱情和責任感都很強,因此,通過對這些問卷的分析,我們可以得出一些有關農民工的更接近真實的信息,為城鄉二元體制的改革提出思考。在此,也感謝我同事楊洪曉,學生鄭揚、薛澤林、范才營、侯莉媛、李莉、王苗苗等為該調研所做的貢獻。
二、農民工基本狀況的調查分析
被調查的群體既有第一代農民工,也即年齡較大的部分,其年齡一般在35歲以上。也有新生代的農民工,也即比較年輕的那部分群體,年齡在20歲到30之間。其文化程度也呈現出參差不齊的特點,初高中比例相對較高,占到了總數的45%,中專以上的有38.8%。分析認為,這些擁有高中及高中以上學歷的人應該多屬于第二代農民工,也即農村里那些初中或者高中畢業后因升學無望而輟學的年輕一代,他們直接告別鄉村,進城進廠打工以掙錢補貼家用或為自己未來積蓄資本。從總體上來說,現代的農民工群體其文化素質是要高于改革開放之初進城的第一代農民工,表現在學歷相對較高,對新事物、新觀念接受能力更強、對一些問題的看法更為開放。從收入角度來看,月收入大多集中在1000-3000之間,其比例高達76.1%,收入在3000元以上比例只占到了9.2%。這就反映出進城務工的農民工群體收入水平不高、經濟地位較低的現狀。我們認為,這是由于在第一代農民工逐步退潮之際,新一代的農民工大多是剛剛開始在城市的打拼歷程,因技術、人脈等各種原因,致使這一代年輕的群體收入水平不會太高,也拉低了農民工群體的總體收入水平。
三、農民工工作狀況的調查分析
對于農民工的工作狀況,我們立足于對農民工進城后的職業性質、工作報酬、工作時間等幾個維度進行分析。在關于農民工職業狀況的調查中,我們發現有18.8%的人選擇了建筑業,有10%的人選擇了文教,12.5%的人選擇了批零貿易和餐飲業,選擇其他選項的占到了總數的30%。可以看出,進城務工的農民工所從事的行業還是處于低端層次,行業水平不高。由于進城務工的農民工工作流動性較大,更換工作的頻率較高,其行業性質呈現出極大的不穩定性特征,也正是由于這種不穩定性導致了很多農民工對自己的行業界定存在模糊,進而使得他們在被問及自己的行業性質時,“其他”這一選項所占比例較高。從勞動時間上來看,每周的工作時間在45小時以下的占到了12.5%,45-55小時與55-65小時的均為28.8%,而65個小時以上的比例則為30%。根據國家勞動法第三十六條的規定:國家實行勞動者每日工作時間不超過8小時、平均每周工作時間不超過44小時的工時制度(加班時間不超過2個小時)。由此可見,農民工的工作時間是遠遠超過法律規定的范圍的,他們是在為城市的發展和低廉的工資而透支著自己的勞動力。考慮到其收入情況,對比之下就不難發現,農民工群體的付出與所得也是遠遠不成比例的。
四、農民工的.權利保障情況
邊緣人的社會角色決定了農民工群體在城市生活中注定處在一個弱勢的地位,故其權利的保障不僅僅是法律問題,也是一個社會的道德問題。在調查中,我們從經濟權、健康權、社會保障權等三個角度出發,對農民工的權利的實現狀況進行調查。
首先,從勞動合同的情況來看,63.7%的人是沒有正式的書面合同的,這其中,甚至有17.5的人連跟用人單位基本的口頭約定都沒有。這是因為農民工大多是依靠親戚、朋友、熟人、同村人的關系而“跟隨”進城或進廠,親友之間的信任取代了他們之間的法律承諾。甚至他們會認為提出簽訂勞動合同有傷情面,但是這種非正式的、以人際關系為基礎的非契約性約定是沒有堅實的維權根據的。在隨后的調查中就可以發現,工資曾經被拖欠的農民工達到了總數的63.8%。其中的20%甚至是經常性的被拖欠。而在維權手段上,51.3%的人選擇了協商、調解,忍氣吞聲的占到了總數的25%,為第二大比例。通過法律途徑維權的只有18.8%,甚至有少數人采取了暴力解決的途徑。可以認為,農民工群體的經濟權利并沒有得到切實的保障,其法制維權意識有待提升,維權手段有待改進,維權途徑有待完善。從健康狀況的角度來看,生病了會去醫院的人只有31.3%,43.8%的人選擇了“只有重病的時候才會去醫院”。甚至有人即使在重病的情況下也只是靠買點藥硬撐過去。由此可見,農民工的生命健康權無疑是處在被忽視的地步,由于戶籍制度的限制,無法參加城市醫療保障的農民工群體只能在醫院高昂的醫療費用面前望而卻步。從社會保障的角度來看,有35%的人選擇了沒有參加任何形式的社會保險,在剩下的65%的群體中,醫療保險與工傷保險明顯較為突出,前者為總數的53.3%,后者為28.8%。但是在現實中,農民工所參加的醫療保險大多屬于新型農村合作醫療的范圍,也就是其參保的地域仍然是其出生的鄉村,這種狀況下的醫療保險并不能減輕其在城市的醫療負擔。至于工傷保險,參與者也多為第二代農民工,因為相對父輩而言,其風險意識相對較高,但是其參加比例卻仍然較低。
五、農民工社會地位的自我感知
作為城市的“外來者”,農民工在城市中對自身地位如何界定,城市生活給他們帶來的總體感受無疑是在探討農民工問題的過程中繞不開的重要環節,根據我們關于農民工與城里人關系的調查。在與城市人的關系上問題上,大多數人還是選擇了“不好不壞”這一選項(53.8%),相處融洽的人占到了37.5%的比例,只有少數人選擇了不協調。但是從城市地位的自我感知這一角度來看,大多數人卻依然有較大的失落感(37.5%),認為自己得到不公平待遇的占到了28.8%,為所有選項中的第二大比例。還有少數人認為城市人看不起自己。也就是說,雖然大多數進城務工的農民工可以跟城里人在生活上可以比較融洽的相處,但是這種表面的和諧并不能改變他們心中的巨大落差。也反映出進城的農民工在忍受著經濟壓力的同時也要忍受著被歧視的心理壓力,有學者也同時把城里人的歧視以及農民工務工的心理落差視為農民工進城務工的“心理成本”。
六、農民工家庭生活狀況分析
關于這一問題,我們從家庭顧慮、居住條件、子女問題、現實困難等四個角度進行調查。首先,從農民工家庭顧慮這一方面來說,占到首要比例的是“家中老人需要照顧”(65%),外出務工后,家中的父母就成了農民工心中的首要牽掛,如何盡孝成為在異地的農民工群體的首要難題。擔心“家中土地無人耕種”的比例為38.8%,因為受到傳統因素的影響,農民始終把土地視為自己安身立命的根本。而選擇“在城市受到歧視”這一選項的比例為25%,擔心自己沒有什么技能和身體狀況的分別為22.5%和20%。除此之外,擔心自己子女教育問題的比例僅次于老人問題,其比例高達55%。在隨后的關于子女教育問題的詳細調查中,56.3%的人其子女還是在“在家鄉的學校上學”,這就是農村大量留守兒童產生的原因所在。而在打工本地上學的比例只占到了17.5%,當地的學校不愿接納農民工子女,高昂的借讀費、寄宿費也是農民工所無法承擔的。此外,孩子失學的比例占到了10%,(分析認為,這部分主要是第二代農民工的子女,因年齡原因,可能還沒有上學)。當問及子女教育面臨的主要困難時,“升學難”成為困擾農民工的首要因素,占到了總數的50%,而選擇“學費太貴”這一選項的比例為40%,“公辦學校進不去”的比例則為10%。在關于農民工居住狀況的調查中,住在單位宿舍的占到了總數的28.8%,為所有選項中的最高比例。選擇在外租房的為27.5%,暫住在雇主家的比例為8.8%。這種情況與后面的農民工所面臨的現實困難的調查結果形成呼應,當問到您進城務工時所面臨的實際困難時,沒有住房的占到了53.8%,成為農民工面臨的最大問題。其次是“生活沒有保障”和“遠離家鄉思念親人”,這兩項比例分別占到了38.8%和33.8%。而“工作比較危險”和“工作不穩定”的分別為30%和28.8%。可以看出,農民工所面臨的大多還是很現實的、與自己安身立命相關的問題,他們遠離家鄉,既對留守在家中的老人孩子充滿牽掛,又面臨著住房、收入、醫療、工作不穩定等各種難以抗拒的現實壓力,其負擔之重可想而知。
七、小結
在我們隨后的關于農民工遷居城市的原因調查中,“更多的就業機會”和“更好的教育水平”成為了首要選擇,這兩項的比例分別為72.5%和57.5%。選擇較高的社會地位的比例則只有13.8%。由此可知,農民工進城務工的目的很是單純、樸素。較多的就業機會可以讓他們獲取高于農村務農的收入,從而滿足家庭的開支并擺脫貧窮的困擾。而較高的教育水平則是為了子女的成長考慮,他們不愿意讓自己的下一代也像自己一樣苦苦打拼在城市的邊緣。生活在社會底層的悲苦使得他們任勞任怨,他們把上下兩代人的負擔全部扛在肩頭,只為讓自己的子女能夠通過讀書學習改變命運,讓自己的下一代能夠與城里人生活在同樣的一片藍天之下。但是我們卻看到,快速發展的城市、飛速前進的中國經濟并沒有給他們想要的生活,因為經濟地位的低下、戶籍制度的不合理限制,他們始終享受不到一個真正的“市民”的待遇,更不要奢談公民的尊嚴。我們認為,任何一個的正常發展,都不能靠犧牲一個階層來換取另一個階層的福利,改革開放三十年來,2.3億的農民工群體用自己低廉的勞動力支撐起了整個國民經濟大廈,獲取一定的收入誠然是他們的原始初衷,但是他們卻同時也為這個國家的進步與發展貢獻了自己的青春、血汗甚至是生命。因此,當社會發展到今天,當這個國家的物質財富已經極大的充裕,當和諧社會成為我們的建設目標,如何才能通過有效的改革,廢除不合理的制度限制,保障這一龐大群體的切身利益,給他們以國民的真正待遇,讓他們也活的更有地位、更有尊嚴,不僅僅是社會健康發展的迫切需要,也是這個以工農階級為基礎的國家對這一群體的一種補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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