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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02—1920,童年和中學
1902年,卡爾·羅杰斯生于芝加哥近郊的橡樹公園。六個孩子(其中五個男孩)中,他排行老四。他父母親的家族約于17世紀就橫越大西洋來到美國。因此,羅杰斯可算是土生土長的美國人,一位本土的美國心理學家。
羅杰斯的家庭有著濃厚的宗教氣息,不準喝酒、不準跳舞、不準玩牌、不準看電影,社交活動也很少。但這個家庭成員之間非常親密,這是一個充滿“愛”的環境,父母對子女的幸福十分關注。不過,羅杰斯似乎并不太喜歡這樣的環境。
羅杰斯從小身體健康狀況不太好,個性也有些多愁善感。他是一個比較孤獨寂寞的小孩,于是,閱讀漸漸成了他整個生活的重心。無論知識與能力,同齡的小朋友都無法望其項背。
1914年,羅杰斯12歲時,全家搬至芝加哥以西三十里的一個很大的農莊。一來,其父瓦特滿足了自己想擁有一座農莊的愿望;二來,可以讓青春期的兒女避免繁華都市的誘惑。羅杰斯本人比較相信父親的第二個動機。
整個中學階段,羅杰斯的交友紀錄幾乎為零。直至高中畢業,他總共才有過兩次約會的記錄。不過,農莊的生活給了羅杰斯對農業科學進行實驗的機會——他對飛蛾與雞群都深入了解了一番,并且也從中得到了滿足與樂趣。是的,他學會了匹配對照組與實驗組,以研究哪種食物對肉產量或奶產量產生了影響。當然,他還可能從那些農作物身上看到了自我實現的傾向。
1920—1928,自由的大學
也許,正是農莊的生活,使羅杰斯上大學時選擇了康斯威辛大學的農學院。不過,后來(大概是第二學年快結束時)他又強烈地想成為一名基督教牧師,但他決定先學歷史作為鋪墊。1924年,他畢業于康斯威辛大學歷史系。同年,進入聯合神學院學習神學(研究生),但在神學院不久,羅杰斯就發現對別人傳道20分鐘,對他來說實在很困難,更不要說像別人那樣一講就是40分鐘。這恐怕與他后來主張“非指導性”治療不無關系。這是后話,暫且不表。
1922年,在羅杰斯大三的時候,他與11名學生一起,被選中到中國參加一個國際性的世界學生基督教同盟會議。這一趟東方之旅,到底發生了什么。我們不得而知。不過確實發生了一些神奇的事情。
從中國回來之后,羅杰斯就與女朋友海倫訂婚了,并且在大學一畢業,1924年8月,他們就舉辦了婚禮。看來,與青梅竹馬的海倫的暫時分離以及愛意濃濃的鴻雁傳書,對他們之間愛情的發展提供了無比的助益。
當然,這趟中國之旅的作用還不止于此。長達6個月的旅程使羅杰斯有機會與世界各地、不同文化背景的青年才俊聚在一起,彼此切磋、交流心得。這也使他體會到,同樣誠懇和誠實的人,可能對宗教抱持非常不同的信仰。因此,他對父母灌輸的宗教觀點產生了質疑,并對上帝產生了新的體認,更加追求靈魂、智慧和情緒上的獨立與自由。這對羅杰斯后來的工作產生了巨大的影響,其核心理念:共情、無條件積極接納和真誠一致,都不難在此找到一些蛛絲馬跡。
在神學院的第二年,羅杰斯的志向又有了明顯的轉變——他橫穿馬路,前往哥倫比亞大學的師范學院上心理學的課。在此,他接觸到了麗塔·霍林沃斯的臨床心理學,正是在她的指導下,羅杰斯得以實際接觸心理障礙的兒童。此外,威廉·克伯屈(約翰·杜威的得意門生)的教育心理學對他亦有同樣重要的影響。在師范學院,羅杰斯立志成為一名心理學家,偏重教育心理學的研究,期望對當時美國高等教育制度的官僚武斷作風做一番改革。
1926年,羅杰斯進入師范學院開始攻讀臨床和教育心理學,同年,他初為人父,他們給第一個愛的結晶取名為大衛·羅杰斯,并決定按照華生的行為心理學守則來養育孩子。不過,后來羅杰斯曾表示,多虧海倫常識豐富、善盡母職,否則這種表面上充滿智慧的育兒方式,實際上可能會對孩子的心理造成不良影響。
在師范學院時,羅杰斯申請到一份研究基金的贊助,去剛成立不久的兒童輔導研究所做實習醫師。1927—1928年間,羅杰斯在研究所里見到臨床學家比較偏重于精神分析的理論和方法,這與師范學院流行的嚴格、科學、客觀和統計學的觀點存在巨大沖突。后來,羅杰斯說道,他所受的教育是邏輯實證主義的,他十分尊重這種科學的方法;而主觀的存在主義思想又根植于他內心,這與他的治療經驗十分契合。羅杰斯的一生似乎沒有停止過試圖協調這種沖突。
這從羅杰斯的一系列文章中可以看出來:1955年,45歲的羅杰斯寫了《人還是科學:一個哲學問題》一文,他說這篇文章純粹是為自己寫的,沒有想過拿去發表或別的目的,要的是澄清自己心中日益增長的困惑與沖突;1968年,66歲的羅杰斯寫了《關于當前行為科學假設的一些想法》,提倡行為科學應該開始尋求更適合人本主義心理學的研究途徑,而不是遵循典型的“科學的”研究方法;1985年,83歲的他寫了《走向更人性化的科學》,他描述了一些近年來發展和提出的更適合于人的科學的新模式,終于見證了行為科學中一股新的科學活動浪潮的出現。
1928—1939,羅切斯特
實習期末,盡管還未獲得博士學位,但羅杰斯找到了一份工作。1928年春,他作為一個心理學工作者,受雇于紐約羅切斯特的兒童預防虐待協會,在兒童研究部門上班。這份工作薪水不高,學術前途也不明朗,但是,當羅杰斯接受工作時還是非常興奮,這主要出于他當時養家糊口的需要和自身的職業興趣。
羅杰斯在羅切斯特一待就是12年,這12年對他來說意義重大。至少在前8年,羅杰斯完全沉浸于心理服務實踐,為法庭和福利機構送來的罪犯和貧困兒童進行診斷并制定計劃,還常常進行治療面談。羅杰斯不得不考慮,如何盡最大努力來幫助當事人。昔日所學的各種理論已經跟不上實際的需要,羅杰斯必須不斷地學習與創新。他說,衡量治療這些孩子及其父母的任何方法的唯一標準就是:“它起作用嗎?它有效嗎?”
在羅切斯特期間,羅杰斯開始相信當事人具有自我引導的能力。特別是,當一位年輕的母親在向羅杰斯討教如何教育調皮的兒子,結果卻失敗之后,這位母親開始滔滔不絕地傾訴她自己的婚姻問題,然后真正的治療開始了。這時,羅杰斯明白,只有當事人才知道創傷的哪里,該走向哪里,哪些問題是關鍵,哪些經驗被深深地掩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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