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晚黑色三分鐘 朱軍

春晚黑色三分鐘 朱軍

從1997年到2011年春晚，央視主持人朱軍站在春晚的舞臺已經15個年頭，被問及這十五年的經歷感受，他坦率地說：“累且塊樂著，也很幸福。每年到春晚排練最緊張的時候都會筋疲力盡，在這樣一個狀態之下，我感受到了那份幸福，那份快樂。”

最近，朱軍出版了他的最新著作——《我的零點時刻》

作為一個連續主持了15年春晚的主持人，朱軍在《我的零點時刻》一書中，披露了2007年春晚“黑色三分鐘”的始末。

2007年的春晚結束以后，我們六個主持人集體失眠。原因我不說，大家也都知道，那就是所謂“黑色三分鐘”的烏龍事故。

事過數年，直到今天，“黑色三分鐘”還在不斷地被人解讀著。為了還原真相，使它不再被過度解讀，在這里，我想說說自己親歷的“黑色三分鐘”。

事情原委是這樣的。那年春晚由于前面的語言類節目超時，導演組臨時決定把一個零點之前的節目調到零點以后，這樣一來，上一首歌曲結束后，距離零點報時還空出三分多鐘，刨去一段一分十秒長的固定臺詞，還多出將近兩分鐘的空隙。總導演金越把這個消息告訴給我們六人時，臺上的歌曲已經進入尾聲，我們每個人都繃著神經硬著頭皮上臺。我心里一直在打鼓，不知道事先的預案能不能撐足那兩分多鐘。

我們的預案是上臺以后，說完固定臺詞，我和周濤再一人念兩份賀電，隨后進入倒計時，這事就算帶過。只是張澤群即興添加的對聯影響了預案的實施。澤群為了救場，自己擬了一副對聯，上臺之前向金越請示，金越心里沒底，就沒同意：“你別亂加，對聯又不是咱們的強項。”澤群大概對那一副對聯挺滿意，沒舍得丟，上臺等劉芳菲說完一段，他接下去就說了那副對聯。因為事先沒有和我們溝通過，大家瞬間就蒙了，他也比較忐忑，不小心說錯了，對聯沒對齊整，緊張的情緒頓時蔓延開來，于是，引發了“多米諾骨牌效應”。

我看看表，在邊上跟周濤說：“時間來不及了，這個電報可能念不了，咱們就往下吧，進入正詞。”此時李詠已經接過了澤群的話頭，也是過于緊張，忘記控制時間了，不緊不慢地撐場。聽著聽著，周濤急了：“得進了，不進的話，那段正詞都來不及了。”簡單交流過后，我就把手里的電報揣進兜里，盯著表，覺得差不多了，就找了一個氣口，調高音調切入，開講那段事先準備好的臺詞：“親愛的朋友們，零點的鐘聲就要敲響了，一個嶄新的春天即將到來!”看我起了頭，大家隨即也進入了預設的臺詞軌道，每人一句走了一輪，等劉芳菲說完她自己的半句主持詞，就又輪到李詠接話。可能是之前意外太多，李詠晃了一下神，臺上出現了瞬間的停滯，時間很短促，但直播的時候還是比較明顯的。這時候周濤又主動添加了一段臺詞，還未說完，李詠又接著她的話往下說，話趕話，很不幸沒趕上，就這樣，一下子就亂了。

隨后李詠試圖補救，又即興發揮了一段，開始給爺爺奶奶叔叔阿姨哥哥姐姐拜年。這時候離零點報時還有13秒鐘，我盯著表，眼看著秒針一格一格地跳過，感覺渾身血液都涌上了腦袋。金越當時站在觀眾席邊上的二號機旁，和我面對面，他不能沖上來幫忙，只能干著急。我看了眼金越，又掃一眼表，示意他回頭看時間，此刻離倒計時只剩下11秒鐘。金越回過頭，伸手一指我，那指令明確，我想再不切入，連10秒鐘都沒了。在這個十萬火急的關口，我猛然提高了聲調，打斷了所有人的話：“親愛的觀眾朋友們，一個嶄新的春天已經來臨，在這美好的時刻讓我們共同祝愿中華民族——和順和美，國泰民安!”

趕了兩秒，“十九八，七、六、五、四、三、二、一”，新年的鐘聲終于敲響!以上就是所謂的“黑色三分鐘”的始末。

下來以后，所有的人都特別沮喪，一個那么關鍵的點上出了這么個紕漏，誰也不吭聲，悶頭坐著。當時正在直播，節目還得繼續，總導演和臺領導也不好說什么。我稍微緩了一下神，站起來，沖他們五個揮揮手：“行了行了，整理一下情緒，下面還有四十來分鐘呢。有什么事等直播結束以后再說，先把后半截干完了。”等把最后的45分鐘節目主持完，大家再也沒心情閑聊，一言不發各自回家。結果第二天起床，就看到滿社會對“黑色三分鐘”的議論，滿眼看到的新聞都變成了我和李詠打架，并繪聲繪色地描述了我倆在后臺大打出手的全過程。

正月十三彩排元宵晚會，制造“黑色三分鐘”的主持人們又碰面了。我上去先跟李詠握手，一握手我們兩個就樂了。李詠說：“咱倆得擁抱一下。”我問：“怎么了?”他一臉苦笑：“要不然說咱們打起來了。”我一想也是，就朝他張開手臂：“來，擁抱一下。”擁抱完我又忍不住笑，“這樣人家更得說咱倆打起來了，倆人怎么過完年回來還擁抱?顯然又和解了。”

那次事故在當時可算是扎在每個人心里的一根刺。時間過去那么久，現在我們也都能夠坦然面對了。我之所以重述這段所謂的“黑色三分鐘”，是想澄清一些事實，它并非如外界所言，是我們幾個主持人之間互相拆臺、人為搶詞造成的。當時大家都在想辦法補臺，都懷著一份責任心和善意，但是由于應對危機的經驗不足，相互沒有配合好，再加上在那個關口上過度緊張，所以接連造成了口誤，導致了所謂的“黑色三分鐘”。

也是從那一年以后，導演下了明確指令：“上去無論發生任何情況，一切交給朱軍一個人。”

2011年春晚，類似的情況又發生了。當我和五位同事周濤、李詠、董卿、張澤群、朱迅把既定主持詞說完后，離零點倒計時還有整整1分20秒。耳麥中響起了總導演的補臺命令，就像是賽場上的發令槍，我來不及思考，更不容遲疑，迅速調整，進入戰斗，在開口說話的同時，我甚至還看了一下坐在觀眾席最后一排的焦利臺長，從他坐姿的變換中我感到了洋溢全場的緊張。似乎仰仗一種職業本能，現場的一切瞬間轉換為奇妙的力量，打開了我的思路。1分20秒之后，新年鐘聲零誤差敲響。到了后臺，我得到了導演和同事“太棒了”的稱許，自己當時也有種劫后余生的喜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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