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關共享經濟研究生創新團隊建設論文

　　第1篇：虛擬社區條件下研究生知識共享行為研究

　　1.問題的提出

　　虛擬社區一詞在HowardRheingold于1993年出版的“虛擬社區”一書被介紹。Rheingold（2000）認為虛擬社區是一群人在網絡上從事公眾討論，經過一段時間，彼此擁有足夠的情感之后，所形成人際關系的網絡，具有表達自由、缺乏集中控制、多對多傳播、成員出于自愿行為四種特質。虛擬社區作為人們分享信息與知識的有效載體和平臺，為人們提供了一種新的交流方式和溝通模式，基于虛擬社區的溝通模式被認為是推動知識共享的有效方式。知識共享是指個體知識、組織知識等通過各種交流手段為其他成員所共享，同時通過知識創新，互動分享等多實現知識的增值。知識只有通過相互學習、交流和共享才能得以發展，知識的共享范圍越廣，其利用、增值的效果越好。虛擬社區為人們提供了一種獲取、交流知識的便捷途徑，它可以使人們以較低的成本實現知識的共享。研究表明，知識共享是社區成員參與社區活動的主要目的。Hsu和Chang以及Chuang（2010）研究了個體動機和社會資本理論影響下虛擬社區中的知識共享行為的影響。越來越多的學術工作者習慣于通過網絡虛擬社區探討和解決學術研究問題。作為學術工作的一個獨特群體，研究生的學習和生活空間又具有分散程度高、班級組織松散、流動性強等特點。同時研究生的學習專業性程度較高，這使得研究生在現實生活中的知識獲取和交流受到限制。虛擬社區因其方便性和快捷性，以及成員覆蓋的廣泛性，逐漸成為共享經濟研究生學術探討交流、知識共享的主要途徑。

　　研究生作為學術社區中最活躍的人群，對學術社區的發展和成熟起到積極的推動作用。學術性虛擬社區也是研究生獲取知識資源，開拓學術視野，提升科研水平，進行學術問題交流的重要途徑。但是，研究生在通過學術性虛擬社區探討學術、獲取知識和知識共享的同時，也存在參與程度不高，共享意愿不足等問題，因此，對研究生在學術虛擬社區中知識共享行為和共享意愿的影響因素進行研究，對學術虛擬社區營造良好學術氛圍，實現社區成員更充分的知識共享，具有廣泛的實踐意義和理論價值。本文將以在讀研究生為研究對象，通過文獻閱讀和訪談，編制虛擬社區條件下知識共享測量量表，構建虛擬社區條件下研究生知識共享行為結構方程模型，對虛擬社區條件下研究生知識共享問題進行實證分析。

　　2.文獻回顧

　　近年來，虛擬社區條件下的知識共享引起學術界的廣泛關注。段光、黃彥婷等（2014）根據社會交換資源理論，從資源交換視角，利用情感資源、地位資源、信息資源的交換特性研究了信任對知識共享的影響，研究結果表明：情感信任對知識搜集和知識貢獻有正向影響；認知信任對知識搜集有正向影響。王娟茹等（2012）以研發團隊為調研對象，探討了信任、團隊互動和知識共享行為之間的關系，發現信任和團隊互動對知識共享行為有顯著性正向影響，團隊互動在信任和知識共享行為之間起中介作用。

　　知識共享的具體表現是知識共享行為，虛擬社區條件下，影響社區成員的共享知識的因素與現實社區有著根本的不同。研究發現，網絡背景下影響知識共享行為的因素包括共享意愿、自我效能、互惠等。Hsu（2007）等人在指出，社區成員的自我效能直接或間接地對其知識共享行為有著顯著的正向影響。李衛東等運用結構方程模型對研發團隊成員之間信任與知識共享意愿的關系進行研究發現，信任對知識共享意愿存在顯著的直接和間接正向影響。M.J.Lin（2009）的研究結果則顯示，互惠因素對發帖行為具有顯著的負面影響，也就是成員對互惠的預期越大，其主動參與知識共享行為的可能性反而越低。張鼐、周年喜（2010）的研究發現自我效能、結果預期和共享意愿對虛擬社區成員的知識共享行為有顯著的正向影響。李金陽（2013）指出，共享意愿、信任、互惠、利他因素將影響虛擬社區中的知識共享行為。

　　學術虛擬社區主要是為時空分離狀態的人們構造能夠交互的社會網絡，使之聚集在一起學習、交流、共享知識。Hsu、Chang和Chuang（2010）研究了個體動機和社會資本理論影響下虛擬社區中的知識共享行為的影響。Teresa（2007）從個體和環境兩方面的因素出發探討了影響虛擬社區中知識共享行為的因素。孔德超（2009）分析了虛擬社區知識共享的過程及影響知識共享的因素，提出了虛擬社區知識共享機制。周濤、魯耀斌（2009）基于社會影響理論探討了遵從、認可、內化等因素對虛擬社區用戶知識共享行為的作用。Blau（2008）認為人際之間的社會交換始于社會吸引，當可以從對方得到一些有用的信息或知識時，雙方才會繼續合作。徐美鳳等（2011）基于社會認知理論、社會交換理論等視角對虛擬社區知識共享的影響因素進行了研究，將學術社區的知識共享行為分為單純瀏覽、發帖（發起話題）、回帖（參與討論）。章穎華、祝錫永、黃雅文（2014）在系統論述基于Web2.0的學術社區構成維度和關鍵特性基礎上，深入探討了該框架中的知識事物元模型構建和知識動態組合調度兩個關鍵技術。張萬敏、劉芳華（2013）和王東、劉國亮（2013）根據生物發酵和知識共享過程的相似性，提出了虛擬學術社區知識共享的影響因素及其實現路徑。Hooff（2004）等發現，知識搜集是知識共享的重要動因之一，研究也發現當個體獲取的知識越多時，貢獻知識的意愿也越強。但Chowdhury認為認知信任與情感信任對知識共享的作用機制并不相同，其作用效果也有差異。Ng等人則發現認知信任與合作行為的關系并非是線性的，在一定范圍內，認知信任有利于提高合作，但過度的認知信任反而會產生搭便車行為而降低合作。

　　目前關于虛擬社區知識共享的研究主要是關于虛擬社區成員知識共享影響因素的研究，學者們認為知識共享的影響因素主要包括信任和互惠等；另外，也有學者基于社會認知理論和社會互換理論等視角建立模型對知識共享行為進行研究。但是，作為專業性較強的一類虛擬社區——學術性虛擬社區知識共享的研究不夠充分，對于專業性社區背景下特定群體的研究文獻比較少見；另外，對虛擬社區共享行為的研究方法集中在定性分析上，對虛擬社區知識共享的定量分析沒有得到學術界的重視。

　　3.研究假設

　　本文在以上文獻綜述的基礎上，從動機、互惠規范和自我效能3個維度出發，探討它們對虛擬學術社區中研究生共享意愿和共享行為的影響。

　　3.1動機對共享意愿與共享行為的影響

　　動機是一種過程，它體現了個人為實現目標而付出努力的方向、強度和持續性。在虛擬學術社區中成員知識共享的動機主要是指了解其他成員對某一問題的觀點，從其他成員那里獲取信息、知識等。因此共享動機將提高研究生在虛擬學術社區中的共享意愿和共享行為，基于此，提出以下假設：

　　H1：個人知識共享動機對研究生知識共享意愿有顯著的正向影響；

　　H2：個人知識共享動機對研究生知識共享行為有顯著的正向影響。

　　3.2互惠規范對共享意愿與共享行為的影響

　　互惠是影響用戶參與虛擬社區知識共享行為的另一個因素。有證據表明，為了在將來也能夠得到他人的幫助是激勵人們在虛擬社區幫助他人的重要動機。Schade等指出，互惠行為能夠通過制止“坐享其成”行為的發生來推動虛擬社區的發展。Park等指出，可以利用互惠激勵機制來推進虛擬社區知識保護制度的發展，進而促進用戶持續使用該網站。金曉玲（2013）研究證實，積分作為一種虛擬社區中常見的激勵機制能顯著的調節用戶的持續貢獻知識意向；對于積分等級高的用戶來說，其持續貢獻知識意向更多的是為了聲譽的提升和互惠；而對于積分等級低的用戶而言，其持續貢獻知識意向更多的是為了提升學習和獲取知識的能力。基于此，我們提出以下假設：

　　H3：互惠規范對研究生知識共享意愿有顯著的正向影響；

　　H4：互惠規范對研究生知識共享行為有顯著的正向影響。

　　3.3自我效能對共享意愿與共享行為的影響

　　自我效能由美國斯坦福大學心理學家阿爾伯特·班杜拉在20世紀70年代首次提出，20世紀末成為教育界的一個關鍵理念，事實上是指一個人在特定情景中從事某種行為并取得預期成果的能力。在虛擬社區中，自我效能對研究生的共享意愿和共享行為會產生積極影響。Lin（2007）認為，自信自己的知識共享能夠為組織做出貢獻的員工更有可能表現出對提供知識和獲取知識的積極意愿。Cabrera等認為自我效能感與知識分享行為密切相關。基于此，我們提出以下假設：

　　H5：自我效能對研究生知識共享意愿有顯著的正向影響；

　　H6：自我效能對研究生知識共享行為有顯著的正向影響。

　　3.4共享意愿對共享行為的影響

　　意愿是人們對自己行為的預期，是人們想從事某種行為的主觀可行性，是預測行為的最佳變量，成員的共享意愿使得知識共享成為有效的知識管理工具，并最終在知識共享中獲得好處。Mlddkov6t（2012）指出，加強組織內部的知識共享意愿，建立合理的隱性知識交流和轉移平臺對組織實現知識創造具有極大的推動作用。JOSEPHB、JACOBM.（2011）對團隊知識共享的研究發現共享意愿是構成團隊的個體主觀上認為自己主動、自愿將自身的知識與他人進行分享的程度，直接影響組織知識共享的效果。知識分享的本質是通過傳播和共有組織中的隱性知識提高組織的核心能力。Seba（2012）提出，在傳統認識上進一步提高知識共享的意愿，明確知識交流及共享的關系是新時代知識管理的主要議題。對于研究生這一特殊群體，共享意愿依然是影響共享意愿的重要因素，基于以上理論，提出以下假設：

　　H7：共享意愿對研究生知識共享行為有顯著的正向影響。

　　綜合以上假設，本研究的理論框架可以用如圖1所示的線性模型表示。

　　4.研究方法與測量工具

　　4.1研究方法

　　本文應用結構方程模型對虛擬社區條件下研究生知識共享行為的影響因素進行實證研究。在結構方程的基礎上采用問卷調查和訪談的方式收集數據，運用SPSS20.0統計分析軟件進行數據分析，包括描述性統計、信度分析、因子分析等；運用AMOS20.0對結構方程模型進行路徑分析、相關性分析、相關性檢驗等。

　　4.2量表設計和數據收集

　　本文的研究內容是虛擬社區條件下研究生知識共享行為，從所閱讀的文獻選取研究變量的相關知識共享測量題目，并根據虛擬社區下研究生知識共享的特點結合專家座談，調整測量量表。為保證問卷的信度和效度，本研究使用了預調查：在研究生中隨機抽取了一個容量為50個小樣本進行預調查，根據預調查的結果對量表進行修改，修改后的問卷又經過反復測試，結果顯示問卷的信度和效度良好。

　　最終確定的調查問卷包括量表、人口學統計項目和虛擬社區經歷三部分。其中虛擬社區條件下研究生知識共享測量量表部分共計18個題項，包括自我效能、動機、互惠規范、共享意愿和共享行為5個因子，問卷采用利克特6分量表設計，調查中對每一個問題的回答方式可分為“完全不符合”、“大部分不符合”、“有點不符合”、“有點符合”、“大部分符合”、“完全符合”6種，每項回答依次賦值從“1”到“6”。

　　5.數據收集

　　5.1數據收集

　　本文的研究對象主要為中國國內高校的經濟管理類研究生。按照既定的研究設計，本次調查全部采用線上調查。在線上調查中，為了保證樣本的可靠性，選取訪問量較大的人大經濟論壇作為問卷收集點，選擇的施測對象均為積分較高的常用用戶。

　　5.2樣本描述

　　總共收到266份問卷，其中有效問卷250份，有效回收率為93.98%，250份有效問卷的人口統計數據分析。其中博士研究生比例為61.6%，碩士研究生比例為38.4%。

　　5.3信度和效度分析

　　運用SPSS20.0對問卷進行Cronbach'sa系數信度分析，結果表明：量表的總體Cronbach'sa系數為0.893，“動機”、“互惠規范”、“自我效能”、“共享意愿”、“共享行為”等維度的Cronbach'sa系數分別為0.84、0.854、0.902、0.883和0.786。問卷的整體信度和各個維度信度系數均在0.7以上，表明測量信度良好。

　　測量量表在參考文獻相關量表的基礎上，結合專家訪談設計而成，并且在大規模施測前進行了充分的試調查，保證問卷的各個問題能夠準確表達，因此問卷的內容效度較好；結構效度主要采用KMO值和巴特利球形檢驗，運用SPSS20.0對樣本數據進行效度分析，結果顯示，樣本的KMO值為0.934，巴特利球形檢驗的卡方統計值顯著性慨率為0.00，說明問卷的結構效度良好。

　　5.4因子分析

　　運用SPSS20.O軟件進行可靠性分析和探索性因子分析，KMO值為0.934，大于0.9適合做因子分析，對各維度分別進行探索性因子分析的過程中，采用最大平衡值法旋轉因子分析，結果顯示，所有指標共匯聚成5個特征值大于1的有效因子，最終確定自我效能、互惠規范、互惠規范、共享意愿、共享行為5個因子，共15個觀察變量。其中，“動機”包括觀察變量C14、C15、C17；“互惠規范”包括觀察變量C3、C4、C5；“自我效能”包括觀察變量C7、C8、C9；“共享意愿”包括觀察變量C1、C2、C6；“共阜行為”包括觀察變量C12、C16、C18。且各維度觀察變量的負荷因子均達到0.6以上，表明變量有較好的收斂效度。

　　6.結果分析與討論

　　6.1相關性分析

　　自我效能維度和共享意愿維度的相關系數為0.891，在0.001檢驗水平下顯著，自我效能維度和共享行為維度的相關系數為0.134，相關性檢驗不顯著，互惠規范維度和共享行為維度的相關系數為0.878，在0.001檢驗水平下顯著，互惠規范維度和共享行為維度的相關系數為-0.057，在0.01檢驗水平下顯著，動機維度和共享意愿維度的相關系數為0.866，在0.01檢驗水平下顯著，自動機維度和共享行為維度的相關系數為-0.035，在0.05檢驗水平下顯著，共享意愿維度和共享行為維度的相關系數為0.113，在0.01檢驗水平下顯著。

　　根據相關性分析，除自我效能對共享行為的影響不顯著外，其他相關性均在5%的顯著性水平下顯著，并且自我效能和動機對共享行為的呈負相關。

　　從相關分析的結果可知，共享意愿、共享行為與動機、互惠規范、自我效能之間存在相關關系，但是各個維度與共享行為與共享意愿究竟有什么樣的結構關系，需要運用AMOS20.0進行驗證性因子分析，并建立結構方程模型作進一步探討。

　　6.2測量模型參數估計

　　6.2.1測量模型1

　　從相關性分析結果顯示，自我效能、互惠規范、動機與共享意愿的相關性較強，且都通過檢驗，為了進一步驗證動機、互惠規范和自我效能3個維度與研究生知識共享意愿的關系，建立關于研究生知識共享意愿的測量模型1，運用AMOS20.0對測量模型1進行估值運算，得到測量模型1的路徑系數、顯著性檢驗表（表3）和擬合優度指標。

　　結果顯示：3個維度和共享意愿之間的相關性較高，動機、互惠規范和自我效能對共享意愿影響測量模型的參數估計表明：動機、互惠規范和自我效能對共享意愿影響的路徑系數分別為0.38、0.47、0.40，C.R值均大于1.96，P值檢驗均顯著，說明共享意愿與這3個維度的相關程度較高，這3個維度對共享行為這一核心變量的解釋能力較強。

　　整體模型擬合度是指用來檢驗整個模型與觀察數據的擬合程度，常用的模型擬合優度指標有：卡方值與自由度之比x2/df、p值、GH（適合度指標）、RMSEA（平均近似值誤差平方根）、CFI（精簡式擬合優度指標）、PGFI（簡約適配指標）、RMR（平均殘差平方根）。美國社會統計學家BlairWheaton等人認為，卡方值與自由度之比x1/df在5以內，表明模型與數據的擬合是可以接受的。學術界普遍認為，CFI、IFI、GFI大于0.90，模型與數據的擬合程度很好；對于RMSEA和RMR，Steiger（1990）認為小于0.1表示好的擬合，低于0.05表示非常好的擬合，低于0.01表示非常出色的擬合。

　　X2/df、GFI、PGFI、CFI、分別為3.107、0.911、0.56、0.914，RMR、RMSEA分別為0.046、0.092、擬合優度各項指標均超過臨界值適配度指標結果顯示模型整體擬合指標均達到可以接受的水平，理論模型與樣本數據契合度較高，表明假設模型可以接受。

　　6.2.2測量模型2

　　從相關陛分析結果顯示，互惠規范、動機兩個維度和共享行為之間呈負相關但相關性不強，自我效能維度與共享行為相關性不強，且未通過雙尾檢驗。為進一步探究動機、互惠規范和自我效能與共享行為的關系，同樣建立測量模型2，該測量模型包括動機、互惠規范和自我效能3個維度對共享行為的影響。

　　運用AMOS20.0對測量模型2進行估值運算，得到路徑系數、顯著性檢驗表如表4所示。

　　對于測量模型2，即動機、互惠規范和自我效能對共享行為影響的測量模型，參數估計結果表明：動機、互惠規范和自我我效能對共享行為影響的路徑系數分別為-0.23、-0.32、0.57，除自我效能對共享行為影響的C.R值大于1.96，P值檢驗顯著外，另外兩個為未通過檢驗，表明共享行為與3個因子的相關程度并不高，3個維度對共享行為這一核心變量的直接解釋能力較差。

　　AMOS20.0運行結果顯示測量模型1的x2/df、CFI、GFI、PGFI分別為1.876、0.946、0.934、0.582，RMR和RMSEA分別為0.09、0.059，適配度指標結果均達到模型適配標準，整體擬合指標均達到可以接受的水平，說明測量模型2擬合度較好，理論模型與樣本數據較為契合，表明假設模型可以接受。

　　6.3結構方程模型

　　運用AMOS20.0對結構方程模型進行估值運算，得到各結構方程模型路徑圖如圖2所示，得到的顯著性檢驗表如表5所示。

　　參數估計結果顯示，動機、互惠規范和自我效能3個維度對共享意愿影響的路徑系數分別為0.27、0.39、0.26，C.R值均大于1.96，P值檢驗均顯著3個維度對共享意愿這一核心變量的解釋能力較強；動機、互惠規范和自我效能對共享行為影響的路徑系數分別為-0.59、-0.88、0.29，動機、互惠規范與共享行為呈負相關，自我效能未通過顯著性檢驗，對動機、互惠規范、自我效能3個維度與共享行為的關系有待于進一步研究和驗證。

　　AMOS20.0運行結果顯示測量模型1的x2/df、CFI、GFI、PGFl分別為2.525、0.901、0.902、0.601，RMR和RMSEA分別為0.092、0.078，適配度指標結果均達到模型適配標準，整體擬合指標均達到可以接受的水平，說明結構方程模型擬合度較好，理論模型與樣本數據契合程度可以接受，但是相關性檢驗存在一些問題，模型有進一步研究和修正的必要。

　　6.4修正模型

　　結構方程模型的參數估計和假設檢驗結果顯示，雖然共享意愿對共享行為的影響效果顯著，但是動機、互惠規范和自我效能3個維度與共享意愿之間的關系并不顯著，自我效能維度和共享行為的相關性檢驗不顯著，因此刪除自我效能與共享行為之間的路徑關系，動機維度和共享行為呈負相關且相關性檢驗在0.01的檢驗水平下沒有通過驗證，因此刪除動機與共享行為之間的路徑關系。在修正模型中，只保留原有7個假設中的H1、H3、H4、H5、H75個假設，把共享意愿作為中介變量研究動機、互惠規范和自我效能對共享意愿產生顯著的正向，進而影響共享行為。

　　運用AMOS20.0對修正模型進行估值運算得到修正模型的路徑圖（圖3）、擬合優度指標（表6）以及路徑顯著性檢驗表（表7）。

　　參數估計結果顯示動機、互惠規范、自我效能對共享意愿影響的路徑系數分別為0.21、0.36、0.25互惠規范對共享行為影響的路徑系數為-0.73，共享意愿對共享行為影響的路徑系數為0.75，C.R值均大于1.96，P值檢驗均顯著。表明共享意愿與這3個維度的相關程度較高，共享意愿作為中介變量對共享行為這一核心變量的解釋能力較強。

　　結構方程模型和修正模型的擬合優度表結果顯示，兩個模型適配度指標結果均達到模型適配標準，整體擬合指標均達到可以接受的水平，且修正模型的適配度指標較結構方程模型的指標整體提高，說明修正模型擬合度更好，修正模型與樣本數據更為契合，表明假設模型可以接受。

　　7.結論與討論

　　7.1結論

　　本文虛擬學術社區的研究生作為研究對象，通過問卷調查收集數據，構建了虛擬社區條件下研究生知識共享行為結構方程模型，分析了動機、互惠規范和自我效能原因變量對虛擬學術社區研究生知識共享意愿和行為的影響，得出以下研究結論：

　　（1）在虛擬社區條件下，互惠規范對在虛擬社區中的研究生知識共享行為具有顯著負面影響，互惠規范并不利于虛擬社區成員知識共享氛圍的形成。這一結論也印證了M.J.Lin（2009）的觀點，成員對互惠的預期越大，其主動參與知識共享行為的可能性反而越低。

　　（2）虛擬社區條件下，自我效能對研究生共享意愿有顯著的正面影響，虛擬社區條件下研究生成員自我效能的提高是改善社區知識共享氛圍的重要因素。

　　（3）虛擬社區條件下，動機對研究生知識共享行為沒有顯著作用，但對知識共享意愿起到明顯的促進作用。這印證了徐美鳳（2011）的觀點，她認為激勵和社區管理對成員知識共享動機有著顯著的積極影響。

　　（4）虛擬社區條件下，研究生共享知識的意愿對共享行為的影響有顯著的積極作用，根據實證分析的結果，知識共享意愿與共享行為之間具有較強的一致性。正如JOSEPHB、JACOBM.（2011）等人的結論指出，知識分享的本質是通過傳播和共有組織中的隱性知識提高組織的核心能力，盡管識共享意愿到產生實際的知識共享行為還有一段距離，但根據理性行為理論和實證分析結果，要想讓成員積極參與知識共享活動，激發其強烈的參與和共享意愿是必要環節。

　　（5）虛擬社區條件下，動機、互惠規范和自我效能3個維度對共享意愿均具有顯著促進作用，對共享行為沒有起到直接影響，但它們通過影響共享意愿進而對共享行為產生促進作用，從原因變量到知識共享行為的發生，共享意愿起到中介傳導作用。

　　7.2創新與局限

　　本研究所做的創新包括：①在已有對虛擬社區條件下知識共享的研究的基礎上，選擇專業性較強的虛擬學術社區進行研究，并選擇虛擬社區中的研究生成員這一特殊全體作為被試，來探討虛擬社區條件下研究生共享行為的影響因素。②結合文獻和國內外量表，對量表進行結構效度分析，結合研究生這一特殊群體的性質，對變量進行重命名，形成了包含動機、互惠規范和自我效能3個維度的研究生知識共享行為量表。③通過調查問卷和專家訪談的方式收集數據，對虛擬學術社區中研究生知識共享行為進行定性和定量分析。④對虛擬社區條件下知識共享行為的研究中，將共享意愿作為中介變量進行研究。

　　本研究雖然在研究設計上分別采用了文獻閱讀、訪談等方式對研究變量進行了界定，并采用預調查的方式對問卷結構進行了修正，研究模型的數據擬合良好，各因素相關性較強，但仍存在一定的局限性，因為本研究屬于橫斷面研究，無法推斷出嚴格意義上的因果聯系；采用自評式測量問卷，無法從根本上消除共同方法變異；只對動機、互惠規范和自我效能3個因素與共享意愿和共享行為的關系進行研究，還有可能很多其他因素也對研究生知識共享產生影響。未來研究可以考慮從這幾個因素之外的因素去研究虛擬社區的研究生知識共享行為的影響因素，例如從各種心理和環境變量出發去探索研究生知識共享行為的過程。

　　第2篇：基于知識共享的研究生創新團隊建設研究

　　2006年全國科學技術大會部署實施的《國家中長期科學和技術發展規劃綱要（2006-2020年）》指出，中國將在2020年建成創新型國家。建設創新型國家，關鍵在人才。作為高等教育最高層次的研究生教育承擔著為國家培養和輸送一大批高層次創新人才的重任。研究生創新能力的培養事關國家整體的創新能力，因此，研究生創新能力的培養是當前研究生教育的重中之重。然而，研究生創新團隊建設是培養研究生創新能力的重要手段之一，與此同時，隨著現代社會知識更新步伐的加快，實現知識共享是研究生創新團隊建設的前提和基礎。

　　一、研究生創新團隊的概念與內涵界定

　　21世紀是知識經濟的時代，創新成為了研究生獲取和保持自身競爭優勢的主要手段。培養研究生的創新能力的重要方式之一是研究生創新團隊建設。研究生創新團隊從不同的角度可以劃分為不同的類型，如導師驅動型、平臺驅動型、興趣驅動型、項目驅動型。中國的研究生教育是以“導師制”為主的教育模式，一個導師帶領多個碩士或者博士研究生，因此導師驅動型是當下高校研究生教育最普遍的形式，對其進行研究更具有普適意義。本文探討的研究生創新團隊指的是以一個或者多個導師（學術領導人）為核心，以研究生為主體，以學術問題為紐帶，立足科學前沿，整合科技創新資源，以培養創新能力、產出原創性科技創新成果為目標的導師驅動型研究生群體。

　　隨著現代社會知識更新步伐的加快，組織績效越來越依賴于現有知識的應用與新知識的探索。而創新是新知識的“生成器”，但創新從來就不會在循規蹈矩的例行公事中產生，創新團隊的成員必須不斷發現問題、研究問題和解決問題，不僅要具有足夠多的知識積累，還要經歷“碰撞性”的思維過程。知識共享就是這種思維摩擦、碰撞的源泉。研究生創新團隊的創新過程中最重要的就是知識的轉移和共享，知識能否有效共享是決定創新團隊功敗垂成的關鍵。

　　二、研究生創新團隊的知識共享

　　（一）知識共享的內涵

　　知識共享是指組織的員工或內外部團隊在組織內部或跨組織之間，彼此通過各種渠道進行知識交換和討論，其目的在于通過知識的交流，擴大知識的利用價值并產生知識的效應。要想弄清知識共享的內涵，首先要明確什么是知識。知識不能被狹隘的理解為書本知識，它的覆蓋面非常的廣，具體而言，主要包括顯性知識和隱性知識。其中，顯性知識也稱為編碼化知識，是指那些可以被明確表達出來的知識，如理論、公式、產品說明書、工作手冊等；隱性知識，又被稱為未編碼知識，是指那些與個人經歷密切相關的專有技能、個人的行為模式、觀點、信仰等。顯性知識可以用規范化、系統化的語言進行傳播；而隱性知識與個人相關，只存在于人的腦海中，難以被編碼化，因而不容易被理解與掌握。知識的認知特性成為影響其共享的重要因素。其次，還要明確知識共享的主體。知識是“物”，不能離開擁有知識的主體人在存在。在研究生創新團隊中，知識共享活動主體是指參與知識共享活動的所有團隊成員，包括知識的擁有者和知識的接受者。

　　既然知識共享的目的是通過知識的交流，擴大知識的利用價值并產生知識，那么，深入分析知識創造過程對研究知識共享具有重要的意義。日本野中郁次郎（IkujiroNonaka）1994年提出知識創造的SECI模型。該模型闡述了知識創造的動態過程，提出了知識轉化的四種方式，即社會化：隱性知識轉化為隱性知識；外化：隱性知識向顯性知識的轉化；匯總：各種顯性知識的組合、匯集；內化：顯性知識的內化為隱性知識。知識創造的四個過程彼此互不獨立，密切聯系在一起，形成一個循環往復的過程。

　　（二）研究生創新團隊與知識共享的關系

　　對于研究生創新團隊而言，其內部行為主要是圍繞著知識交流、共享、創新、增長等環節展開的知識創造過程，知識交流共享是實現科研團隊內知識轉化的基本途徑。當面對一個學術前沿問題時，成員就會產生學習的需求，這種需求一方面可以通過向團隊外部進行學習，而另一方面則可直接從團隊其他成員處習得。然后團隊成員通過對所習得知識的外化，將自己獲取的隱性知識通過規范化、系統化的語言進行表達出來，轉化為顯性知識，而團隊其他成員則將其他所有成員所外化的知識進行匯總，再將這種匯總的顯性知識內化為隱性知識，從而完成整個研究生創新團隊的知識共享。通過這種多頻次、高效率的知識共享，團隊的知識、創新能力在這個過程當中實現了螺旋式的上升與前進，從而不斷地產生新知識、新觀點、新論斷。實證研究也表明創新團隊知識共享對團隊創新力有顯著的正向影響。而知識共享的實質是個體知識的外顯化，關鍵是發現和識別隱性知識，通過對隱性知識的科學分類和有效整合，使零散的、無序的隱性知識有序化、組織化、外顯化。因而，研究生創新團隊的知識共享主要是指團隊的成員之間或成員與團隊外部之間，通過各種渠道進行知識交流和討論，其目的在于通過知識的交流，擴大知識的利用價值并產生新知識的效應。

　　三、研究生創新團隊知識共享的制約因素

　　盡管通過野中郁次郎SECI模型，可以發現知識共享在一定程度上實現了研究生創新團隊知識與創新能力的螺旋式上升與前進，但是仍然不能充分揭示研究生創新團隊與知識共享的關系。因為影響研究生創新團隊進行知識共享的因素有很多，例如Albino（1999）提出的知識共享基礎概念模型，將知識共享影響因素化分為情境、主體、內容和媒介四個部分，具體而言這四個部分分別指的是知識共享的文化環境、知識共享的意愿、知識本身與知識共享能力和知識共享的渠道等。

　　（一）知識共享的文化環境

　　能否實現知識共享是研究生創新團隊知識創造的前提基礎。在知識共享的過程中，人是知識共享的主體，而文化環境是知識共享的背景。而文化環境的內涵十分豐富，既包括團結、信任的團隊文化，還包括民主的學術氛圍等。知識共享需要一種團結、信任的團隊文化和民主的學術氛圍作為支撐，而現實中往往缺乏有利于知識共享的文化環境：在思想上，忽視了團結、信任的重要性，團隊成員難以擰成一股繩，以至于沒有形成相互合作的學習機制，對知識共享采取保守的態度；缺乏對知識共享行為的激勵，團隊成員認識不到知識共享是一種被廣泛提倡的活動，成員對知識共享也就不會有很高的積極性；缺乏民主的學術氛圍，團隊成員不易表達自己的學術觀點，難以激發創新靈感、迸發創新火花。

　　（二）知識共享的意愿

　　有知識共享的文化環境仍還不夠，因為并不是所有人都愿意并支持知識共享活動。知識共享意愿是知識共享的前提。21世紀是知識經濟的時代，知識是每一個人保持和獲取競爭優勢的重要資源，而知識獲取和知識創新的高風險、高成本也使得團隊成員不愿意共享其所擁有的知識。因此，要讓團隊成員意識到知識共享對他們而言是互利共贏的。例如知識具有邊際收益遞增的獨特優勢，它會因為不斷地被使用而得到累積、提煉并增值；積極的共享行為會受到其他團隊成員的認可和尊敬，獲得個人成就感與榮譽感。此外，還可以采用激勵的方式。因為，如果某行為的結果受到了獎勵后，這種行為就更有可能再次發生。

　　（三）知識本身與知識共享能力

　　現有研究表明，資源充足度對隱性知識共享意愿有直接的正向影響。首先，巧婦難為無米之炊。即使存在知識共享的文化環境、團隊成員也具有知識共享的意愿，但是如果沒有知識或者沒有研究生創新團隊所需要的知識，也不能產生知識共享的行為。例如如果知識共享雙面擁有的知識是完全相同的，則失去了知識共享的必要；如果知識共享雙方擁有的知識是完全異質的，也會嚴重阻礙知識的共享。其次，知識共享的四個過程中最核心的兩個過程分別是隱性知識的外化和顯性知識的內化。而這種隱性知識與顯性知識的矛盾導致了當研究生創新團隊成員缺乏內化與外化的能力時，知識共享行為就不可能發生。根據系統資源觀，一個人在做出某種行為之前會考慮時間、技能、個人知識及周圍工作環境等資源的配合。如果團隊成員缺乏知識共享的資源如知識或知識共享能力時，會不利于知識共享的行為。

　　（四）知識共享的渠道

　　大多的研究結果表明，知識共享渠道是影響知識共享的重要因素。知識共享的渠道指的是知識傳播、知識交流所采用的具體方法與方式，如面對面的交流與溝通、電話、書面材料以及利用現代化的信息技術進行交流的方式如E-mail、QQ、微信等。各種不同的溝通交流方式具有不同的作用，越是“直接”的交流方式如面對面的接觸與交流越有利于隱性知識傳播，而正式數據材料卻只能記載顯性知識。因為直接交流時，人與人之間的物理距離被顯著的拉近了，而且心里距離也被拉近了。與此同時，隨著現代信息技術的發展而產生的信息化溝通方式也成為了知識共享渠道的有效補充。

　　四、研究生創新團隊建設策略

　　研究生創新團隊成員之間的知識共享是提高研究生培養的質量、增強研究生創新能力的關鍵。

　　（一）創造知識共享的文化氛圍

　　文化氛圍在研究生創新團隊知識共享活動中的重要性不可忽視。研究生創新團隊應努力營造一種有利于研究生進行知識共享的人文環境，如團結、信任、民主的文化氛圍等。團結的文化氛圍對于促進團隊成員知識共享具有十分重要的作用，因為成功的科技創新團隊需要依賴團隊成員的溝通、協調與合作。信任通過促進雙方相關認同水平，進而弱化知識轉移雙方對知識轉移收益與代價的預期，提高雙方知識轉移的意愿。從操作層面上講，可以通過讓團隊共同完成一個學術前沿問題或者組織素質拓展訓練和集體旅游的方式，一方面培養團隊成員的合作精神，另一方面透過集體互動行為，增強彼此的歸屬感與信任度，進而提高整個團隊向心力與凝聚力。除了團結、信任的文化環境外，民主的學術氛圍對研究生創新團隊的知識共享也至關重要。學術民主是研究生創新團隊的立足之本，沒有學術民主，就稱不上是一個優秀的研究生創新團隊。要在團隊內倡導“在學術面前人人平等”的觀念，避免“學術權威”在團隊中的干擾，使團隊成員勇于并敢于發表自己的學術觀點，形成鼓勵開展學術爭論和學術批評的“百家爭鳴，百花齊放”的濃厚氛圍。

　　（二）建設有效的激勵機制

　　建立有效的激勵機制，是強化研究生知識共享的必要手段。而根據馬斯洛的需求層次理論，每個人都有五個層次的需要，分別是生理需要、安全需要、社交需要、尊重的需要和自我實現的需要，強調根據被激勵人的特殊需要來制定激勵方法。對于研究生而言，科研采取物質激勵與精神激勵相結合的方式，以取得更好的激勵效果。第一，激勵機制以精神激勵為主。將團隊內積極進行知識共享的成員作為團隊學習的榜樣，授予學術獎章，建立知識共享者與其他成員的經驗交流會，使這些成員從知識共享中得到團隊其他成員的尊重與重視，提升成就感與榮譽感，更進一步地促進其知識共享行為。第二，物質激勵輔助精神激勵。對于物質獎勵，要設立明確的物質獎勵考核標準，對成員的知識共享行為嚴格按標準進行考核。例如物質激勵可以是給予參加學術會議的機會，或給予一定的研究經費，供成員購買相關的資料或用于課題的實踐調研。

　　（三）完善團隊成員知識結構

　　扎實的基礎理論知識、前沿的學科專業知識以及科學的研究方法對成員的知識共享有較大的影響。創新團隊要有效地進行知識共享，首先必須具備扎實的基礎知識。團隊可以通過定期邀請專家舉辦講座、鼓勵團隊成員參加各類學術會議或者自發學習等方式，獲取各式各樣的知識，為團隊識別并存儲不同層次、不同內容的知識，不斷完善成員的知識結構，為促進持續的知識交流與共享奠定堅實的知識基礎。其次，在成員具備扎實的知識基礎上，利用開展學術進展報告、內部學術交流與討論會等形式，鍛煉團隊成員的溝通表達能力，從而提高團隊成員的知識共享能力。

　　（四）建立多元化的交流渠道

　　多元化的溝通交流渠道是實現研究生創新團隊成員知識共享的一個重要保障。在共享、交流的基礎上的互動、摩擦、碰撞是學術新思想得以在團隊層次上進一步發展并結合其他資源形成學術科研成果的關鍵。研究生創新團隊通過舉行定期的學術例會，每次安排1-2個團隊成員做課題進展報告，可以使研究生創新團隊成員有固定的面對面的交流時間。一方面，增強了成員對團隊的認同感和團隊的凝聚力；另一方而，促進了不同學科方向的學術思想在研究生創新團隊中得到交流。此外，還可以充分利用（移動）互聯網，通過學術論壇、E-mail、QQ群和微信群等方式將彼此聯系在一起，這種快捷、經濟且不受時間和空間限制的交流方式，成為定期學術例會交流之外的有益補充。

　　五、結語

　　理論來源于實踐，理論也必須運用到實踐中去。筆者通過踐行研究生創新團隊建設策略后，研究生創新團隊知識共享的狀況發生了實質性的改變，并且實踐證明研究生創新團隊建設在一定程度上確實提高了研究生的科研創新能力。對研究生創新團隊建設前后知識流動的方式、知識共享與交流的渠道、時間、頻次以及研究生投稿或者發表的論文情況作了簡單的對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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