國家發展需要“口述歷史”

　　國內媒體紛紛報道，以睿智、幽默的主持風格而聞名國內的電視節目主持人崔永元，認為中國的口述歷史制作被世界各國“遠遠地被拋到了后面”。并由之提出，中國口述歷史制作呼喚更多有識之士。

　　崔永元不是第一次公開講“口述歷史”。早在2008年11月，他在國內一家媒體主辦的講壇上就主講過“口述歷史”。據說，那是崔永元第一次事先準備演講稿的講座，也是他第一次作“口述歷史”的講座。

　　口述歷史，其實并不玄乎。它指由歷史學家、學者、記者等對曾經親歷歷史現場的見證人進行訪問，并用文字、錄音、錄影等方式記載下來。作為一種搜集歷史的新途徑，“口述歷史”是當下世界各國歷史、社會、文化研究的一個新潮流。用崔永元的話來說，“口述歷史”“可能是讓后人介入歷史的一個最直接的方式”。

　　崔永元因此早就開始從事這項頗具特色的事業。經過8年努力，他和他的團隊已經收集了容量驚人的“口述歷史”，其中包括采訪中國最早的一批200位駐外大使，從他們那兒獲得了很多鮮為人知的歷史細節描述；向1500多位老電影人，包括演員、編導、配音員、攝影師等采訪老電影的拍攝經歷，錄制了11萬分鐘聲像片。但崔永元卻聲稱，他們已經積累的東西，與其他國家相比相形見絀。

　　崔永元對口述歷史的重視，是在他去世界上一些國家考察，看到別的國家對口述歷史的用心，比如日本，早稻田大學存有很多中國的影像資料；日本有家“中國書店”，店里有一面墻，上面有中國56個民族的歷史，每一個民族都有厚厚的一摞。日本有關中國的“口述歷史”非常詳盡，從我們的國家領導人到著名歌星都收集。以致他認定，“全中國收集的口述歷史的影像資料加起來，也比不上日本或美國一所大學所收集的數量多”。他因此打定主意自己做這個事，為此提出申請，可惜沒有得到回應。

　　我毫不懷疑，崔永元的“口述歷史”的制作會一直堅持下去，并且將取得成績。但我懷疑他能不能把“口述歷史”做得非常到位。何出此言？就因為，“口述歷史”的生命是真實，還原和傳播歷史真相是“口述歷史”的第一訴求。可經歷過“文革”的中國，老百姓至今還頗多顧忌，“口述歷史”能不能靠近真實，或許要打一個很大的問號。

　　而且，“口述歷史”并非一人述說一人筆錄的簡單操作，而是歷史見證者與筆錄者共同合作完成的歷史與文學二位一體的歷史記錄方式。口述部分，不過是其中史料的一部分而已。可在中國的傳統習慣下，“口述歷史”采訪者的地位并不受重視。末代皇帝溥儀的《我的前半生》一書，不就連采訪者署名的權利也被剝奪了嗎？

　　做“口述歷史”，其實不是個打雜般的粗活，除了要求記錄者熟諳“口述歷史”的通行規則外，也要求其有一定的歷史知識素養和文學修養。可舉眼看，國內能夠像臺灣史學家唐德剛那樣，耗費心血與胡適共同完成英文版《胡適口述自傳》，費時7年完成60萬字的《李宗仁回憶錄》口述史力作，深得張學良先生信賴而合作撰寫口述歷史，并因此獲得“華人史學家中口述史的旗幟性人物”之譽的人，能有幾個？

　　但我以為，不必對中國“口述歷史”的未來悲觀。就因為，國家發展需要“口述歷史”，社會承繼需要“口述歷史”。有了一個熱衷“口述歷史”的崔永元，就會有第二個第三個“崔永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