出師表展示出諸葛亮的論辯藝術

　　《出師表》是公元二二七年（蜀漢建興五年）三月，諸葛亮出師伐魏，臨行時寫給后主劉禪的奏章，為歷代文人所傳誦。陸游“出師一表真名世，千載誰堪伯仲間！”《書憤》文天祥在《正氣歌》中說：“或為《出師表》，鬼神泣壯烈。”周秦漢唐以來，臣子寫給皇帝的奏章不勝枚舉，為何惟獨《出師表》獨樹一幟？我們認為它的藝術魅力就在于他的高超的論辯藝術和論辯的說服力。

　　北宋著名的文學家蘇洵在《諫論》中說：“說之術，可為諫法者五：理喻之，勢禁之，利誘之，激怒之，隱諷之……”意思是說要使對方接受自己的主張，可有深刻的道理說服對方，講明形勢告誡對方，申明利害關系誘導對方，用言語激起對方的感情，用含蓄的話語勸告對方。《出事表》難能可貴之處正是他在一“表”之中綜合使用了“理、勢、利、激、諷”等多種論辯藝術，有著極強的說服力。

　　勢禁之。《出事表》起筆曰：“先帝創業未半而中道崩殂，今天下三分，益州疲弊，此誠危急存亡之秋也。”諸葛亮從先帝創業之志未竟說起，分析當前形勢不利的客觀條件：蜀漢國力最弱，不及魏吳二國，如不發憤圖強，則難與曹、孫持久并存，有被他國吞并的危險。以此提醒后主劉禪注意。爾后又亮出一道“希望”之光，“然侍衛之臣不懈于內，忠志之士忘身于外者，蓋追先帝之殊遇，欲報之于陛下也。”在指出不利的形勢下，分析了有利的主觀條件：文武官員受到先帝的恩遇，想在后主身上報答。這就又使本來嚇得“汗顏”的后主稍鎮定了一下。也是下文“喻理”的契機。那么，怎么辦？“今南方已定，兵甲已足，當獎率三軍，北定中原，庶竭駑鈍，攘除奸兇，興復漢室，還于舊都。”這是分析目前形勢，說明戰略后方已經鞏固，兵員裝備已經就緒。條件成熟，應當出兵完成大業。以上是分析形勢。

　　理喻之。諸葛亮在講明當前形勢之后，接著便向后主劉禪提出了三項建議，并用深刻的道理進行說服。第一是“開張圣聽”；第二是“陟罰臧否”；第三是“親賢、遠佞”。講明“開張圣聽”廣開言路的目的，是“以光先帝遺德”，振奮志士精神。不宜“妄自菲薄。引喻失義”，阻塞了忠諫之路。在“法治”方面，諸葛亮提出嚴明賞罰，并對執法中可能出現的標準不一和“偏私”這兩種情況提出告誡。“陟罰臧否”萬萬不能因“宮中”、“府中”而異，“若有作奸犯科及為忠善者，宜付有司論其刑賞”，明確評判人的好壞，一律以法律為準繩。言外之音，你當國君的不要以己意從中干預。大政方針確定之后，使用什么樣的人去實行就成了關鍵。他告誡后主一定要“親賢臣，遠小人”。只有依靠死節之臣，才能保證北伐成功，完成“興復漢室”的大業。通過“理喻”，切盼后主采納“忠諫”。

　　利誘之。諸葛亮在勸告過程中，反復申明了處理內政和人事方面的利害關系，這一點我們在前文已經提及先漢的“興隆”和后漢的“傾頹”的歷史經驗教訓做對比，特別強調親近賢臣，疏遠小人是關系到國家的興衰存亡的大事，不能不高度重視。為此，向后主推薦了一批可“親”可“信”的賢臣，文臣有郭攸之、費祎、董允等，武將有向寵。“此悉貞良死節之臣”，而且都是“先帝簡拔以遺陛下”的，希望后主“親之信之”，以求漢室興隆。否則，失去他們的輔佐，漢室就江山難保！把“親賢”“遠佞”提高到漢室興衰存亡的高度來觀照，警儆后主，這樣的“利誘”無異于一劑猛藥。

　　隱諷之。諸葛亮上表陳說時，特意安排了一段表白身世的文字，“臣本布衣，躬耕于南陽，茍全性命于亂世，不求聞達于諸侯。”接著說明是先帝“三顧”“草廬”，臣才得以“出山”的。乍一看，表達的是“報先帝”

　　“忠陛下”的感情。其實，我們從下文“先帝知臣謹慎，故臨崩寄臣以大事也”一句便可知道，諸葛亮是在用含蓄的話語勸告后主，要他記住“白帝城托孤”一事：“章武三年（二二三年）春，先主于永安病篤，召亮于成都，囑以后事。謂亮曰：‘君才十倍曹丕，必能安國，終定大事.若嗣子可輔，輔之；如其不才，君可自取。’亮泣涕曰：‘臣敢竭股肱之力，效忠貞之節，繼之以死。’先主又為敕詔書后主曰：‘汝與丞相從事，事之如父！’”③由此可見諸葛亮堅志報答劉備“知遇”之恩，劉備既死，他又受劉備之托輔佐劉禪，一生奮斗目標是興復漢室，鞠躬盡瘁，光明磊落，并無非分之想。這一點，后主理應明白。這是作者用委蛇含蓄之辭，啟發勸告劉禪要多聽像他這樣的“良臣”之言。

　　激怒之。劉勰在《情采》中指出：“情者，文之經；辭者，理之緯。經正而后緯成，理定而后辭暢，此立文之本源也。”（《文心雕龍》）他把“情”和“理”喻之為“經”和“緯”，也就是說，文章的思路，文采是不能離開情和理的。《出師表》正是以“激情”（動之以情）進行“明理”（曉之以理）的。綜觀全“表”，始終貫穿著一條明顯的情感線索：表達諸葛亮報答先主知遇之恩，效忠劉氏父子、以身許國完成先帝未竟的大業。從感情的走向來看，一開始從先帝“中道崩殂”落筆，這就蘊涵著極其痛惜的感情，意在引起劉禪深思：該化悲痛為力量，繼承先帝遺愿。接著依次說道先帝對賢臣的“殊遇”、注意“簡拔”賢臣以及論史時的“嘆息痛恨”，既表達了作者對先帝的崇拜、愛戴之情，又包含了激勵劉禪要效法先帝，發揚先帝“遺德”。自敘本人身世，受先帝賞識而感激“出山”，以及“受命以來”的工作過程，抒發了效忠劉氏父子的真摯感情。在談論各方面的責任時，諸葛亮面對后主立下“軍令狀”：“愿陛下托臣以討賊興復之效；不效則治臣之罪，以告先帝之靈。”要求劉禪委以重任，“臣不勝收恩感激”。從感恩到“臨表涕零”的結束語，道不盡臨行時依依不舍之情。

　　盡管上此“表”時諸葛亮并不在朝，而在千里的漢中，然而，我們每讀《出師表》，腦海里總會浮現出一位溫柔敦厚、忠義凜然的“良臣”面對君主慷慨陳詞，眼淚直淌，文武百官一旁屏息聆聽，不時頷首贊許的動人場面。作為一名忠臣諸葛亮不僅直言敢諫，而且善于勸諫。《出師表》之所以膾炙人口，是因為它除了“親賢遠佞”的深刻內容外，還巧妙地將“理、勢、利、激、諷”等多種論辯手法融為一體，受到了以理服人和以情動人的雙重藝術效果，成為章表寫作的典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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